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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家

  蒋一谈:1987年夏天进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喜欢的是现代诗歌,因为当时北师大的诗歌写作氛围非常好。中国现在有影响力的诗人伊沙、沉浩波、侯马、桑克、徐江、朵渔、宋晓贤等都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入学半年之后,写作课郭老师布置写作作业,同学们选择写诗歌的居多。我想到中学时代晚自习之后回家的经历,写了《异乡人》这篇小说。这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两个安徽年轻夫妇在古城商丘卖夜馄饨谋生的故事,大概六七千字。后来郭老师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全文念了这篇小说,我很意外,一直低着头,脸都红了。从此之后,我疯狂地爱上了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王雪锳:从疯狂地喜欢到正式写作,间隔有多长时间?

   蒋一谈:大学时代,阅读是主要的,写作笔记记了很多。199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工作,转正没过多久,去同事家做客,发现四十岁的他住两间小平房,炉灶支在屋子外面。即使这样,我还是很羡慕他,因为当时我还住办公室。我问他,我什么时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他说等着吧,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万多人呢,等着吧。我当时月工资不到200元,还要谈恋爱、结婚,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感觉把握不了未来的生活。还是出去闯一闯吧。1993年初我结了婚,随后辞职待在家里写作。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写作。写短篇不赚钱,就写长篇。我在一年内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身在北京,除了妻子,我无依无靠,写作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和经济来源。1994年,三部长篇出版了,赚了几万块钱,比挣工资强太多了,那时候可兴奋了。可是一切都发展太快,靠写作赚得钱养活家人还行,可根本买不起房子,也负担不起未来。看见很多人没有多少知识,依靠胆量和运气做出版赚了钱,我下定决心,先把写作理想摁在了箱子里。直到2009年春节,我刚好四十岁,偶尔翻看过去的写作笔记,忽然有了写作的冲动。写了几个短篇后,感觉还行,加上亲朋好友的鼓舞,就在某一天,我自己跟自己签了一份协议:后半生,做一个 短篇人 。

   王雪锳:这说法有意思。应该是从某个短篇开始,你获得了创作上的自信。

   蒋一谈:是呵,事隔15年重新写作,除了激动,我也忐忑。写了《枯树会说话》、《公羊》、《坐禅入门》三个短篇后,感觉身体里还有一股气,笔力和感受都在,内在的 情 还在。我能感觉到,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说到鼓励,每个作者都是需要的,尤其某个时候、某个阶段,鼓励最是关键。

   王雪锳:四十岁重新写作时,谁鼓励你了?

   蒋一谈:邱华栋。我们相识近二十年,彼此是很真挚的朋友,他也是我当时唯一交往的小说家。我把写作想法告诉他,他甚至比我还兴奋,说 好啊!好啊!好啊! 马上给我推荐最新出版的国外短篇小说集。我妻子不乐意我写,认为写作太累,已经从二十五岁打拼到四十岁了,何必呢。看我继续写,她联合女儿一起连续讽刺挖苦阻止,说我写得太差,别写了,多和家人出去走走、玩玩吧。我知道她们不想让我太累。邱华栋知道这事,就给我妻子打电话,要她多鼓励我。有一天,我把新写完的短篇小说《公羊》打印出来,放在桌上出去了,回来时看到妻子唏嘘不已,说《公羊》写得挺好,没想到看完后流眼泪了。她开始支持我,起码在女儿嘲讽我时不再帮腔。2010年10月,女儿看完《七个你》和《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之后,才停止了对我的嘲讽,呵,她原以为我写不出八零后、九零后女孩的生活心态。后来她开始向我推荐、描述她在新加坡读到的最新英文小说和故事。

   王雪锳:从2009年至今,你写了多少个短篇?

   蒋一谈:到目前为止,写了五十几篇短篇,新的素材储备也已经有好几个本子。有想法就记下来,隔段时间再看,再整理淘汰。短篇小说集出版了三本,争取每年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的三本短篇小说集,其实在2009年三月份就定了下来,在《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前言里面有提到。第四本小说集已经动笔,但不再是以人物为押题作品的小说集,而是一本不同以往风格的短篇集,主题性很强,这是我的第一本主题短篇小说集。故事的主人公全是城市女性。我始终认为,中国女性的道德水准,远远高出中国男人,她们更为脆弱,更容易迷失,她们活在男人的谎言和陷阱里,更需要文学上的关注。这本小说集计划在明年四五月份出版。孔子和孙悟空的写作构思,差不多也已经齐备,我想先沉一下,毕竟人物系列短篇小说集已经出版了三本,过两年再出版这个人物系列。

   王雪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计划。看过一些批评家和读者对你的评价,认为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你是否有文学野心?

   蒋一谈:第一本短篇集的序言里,我曾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如果不把写作笔记整理出来,这和动物生个死胎有什么区别?我会把写作笔记本当成一把枪,但我只把枪对准我自己! 我在文学上有野心,这野心首先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活得更有激情、动力和有温度,这野心也帮助我规划了十年写作计划:从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要静心写出几百篇短篇小说,出版十几本短篇小说集和两本诗集。短篇不好写,既然选择了主攻短篇,那就必须下苦功夫钻研,一步一步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呈现出来。希望多年之后,自己能成为一名复杂丰富、包罗万象的短篇小说作家,而不是一个在单一风格上自娱自乐荡秋千做陶醉状的写作机械手。

   王雪锳:当下文坛,短篇是落寞的,为什么偏偏青睐它?我注意到《赫本啊赫本》出版之前,你从未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

   蒋一谈:写作、绘画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大学时代的读书和写作,终生难忘。九十年代初,写作被现实生活阻断,但忘不掉。我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间。我是个发散思维的人,喜欢短篇的空灵、紧张和松弛,喜欢不断变幻的灵感闪现。相对八十年代,现在的短篇已显落寞,很多作家在写长篇,这是事实。 同行同止 这四个字常常提醒我,大伙儿拥挤着做相同的事情,绝大多数也会在同一时间地点停止下来。

   我喜欢独立和自由的生活,短篇给了我更丰富、更愉快的写作世界。 自知之明 对己对人都重要,写作上更是如此,老天爷把时间平分给大家,也把相同数量的汉字平分给中国作家,谁能构建出独属于自己且有生命力的汉语文学王国,只要老天爷知道。

   迄今为止,我只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山花》发表过作品,而且是在《鲁迅的胡子》出版十个月后发表的。《新华文摘》和《小说月报》分别选载过《鲁迅的胡子》和《中国鲤》。

   我没在文学期刊上过多发表作品,不是对文学期刊不重视,是因为我本人更喜欢封闭式写作。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作家出版短篇小说集,依照行规会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一遍,选刊选载几篇,然后结集出版。我是写作者,也是出版人,封闭式写作更让我有兴奋感。未来短篇集里面的作品,我会选择刊登几篇,而不是全部。这是欧美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思路,我特别喜欢这种思路,更愿意让读者阅读完整的小说集。当然,这种方法不适用所有写作者,每个写作者找到自己作品愉快的呈现方式才是最恰当的。

   王雪锳:你强调故事的创意,我对小说结构敏感。小说结构是故事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一棵棵各类造型的树,有主干和枝桠,是错落有致的美,回返往复的神奇,也因为结构的张力,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拓展小说的意义场,短篇在有限的篇幅里,拥有开阔深远的意境。

   蒋一谈:故事和小说故事的差别,就在结构和叙事方式。对小说研习者而言,结构好比手中早已熟悉的基本兵器,到处炫耀,未必是好事。如果把小说结构比作树干和枝桠,我更喜欢留意树干上的洞口,枝桠上新鲜或枯败的叶片,或者鸟粪。你的这个比喻,让我想起爱默生的句子:每一棵树都值得用一生去探究。树上、树下、树的外表、树的内在,甚至树的周围都是一棵树整体的一部分 而短篇小说,是点燃树木任何一部分的光亮。

   王雪锳:你短篇的鲜明的特点,是将经典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以及《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等。有评论家说,这犹如一种装置艺术,带着现代创意设计的灵气,又有感人的现实气息。

   蒋一谈:三本人物系列短篇小说集,确实是我重新写作的第一步计划和第一个写作阶段的标记。我不想改变真实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只会把他们腾挪过来放在某一个瞬间和位置,和当下的中国人发生某种联系。伊斯特伍德是世界电影大师,他的硬朗和男人情怀影响和感动了众多中国观众,我本人也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在《伊斯特伍德的雕像》这篇作品里,一个几近绝望的中国女人通过雕刻伊斯特伍德的雕像,纪念雪崩中去世的男友,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的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批判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我记得有一天和朋友去做足底保健,靠躺沙发上,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胡子。这篇作品我写了三个半月。胡子是鲁迅的精神和形象符号,自然有特别的意象。

   我尝试将高大的鲁迅符号和当下低贱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鲁迅情结和当下知识分子无奈的生活和扭曲心态连接在一起。《赫本啊赫本》写作难度最大,她的纯粹,让人心动和心静。可是如何让赫本和现在的中国人发生某种关联?这篇作品第一稿写起来,才觉得是挑战,前前后后写了三稿,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

   王雪锳:《赫本啊赫本》是如何构思并完成的?

   蒋一谈:这篇押题作品的构想,来自新华社的一条国际快讯:《瑞士正在严格控制自杀旅行》,赫本晚年生活在瑞士,我由此想到赫本。我和众多赫本迷一样,喜欢赫本的纯粹。只有不多的赫本迷了解她的少女心事。我不能将赫本和时尚联系在一起,因为赫本本身就是时尚,她创造了她的时尚,如果将赫本和中国目前肤浅的时尚生活、时尚男女联系在一起,会显得很滑稽。赫本从小缺失父爱,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中国父女之间普遍缺乏情感沟通的事实。登载赫本照片的六七十年的国外杂志,在当时中国是资产阶级标志,极少人能看到,这些 资产阶级 杂志让我想到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想到中越战争。我表哥就是一位受过伤的越战老兵,这些年我看过不少中越当年的交战录像,有很多感受。

   小说人物最后确定为一对父女:赫本是父亲心中的隐痛,赫本又是女儿成长发展的动力,两种矛盾情绪交织多年,可是父女间又不曾有过真正的沟通。越战老兵父亲身患绝症,想去瑞士体面自杀,女儿不解,继而对父亲倾诉压抑内心的情感,父亲最终揭开内心的赫本情结,以及对生命的理解。这是小说冲突,有了冲突,就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和方法。

   小说最大的难度是故事结构,第三稿时,决定选择隐形叙事方式,用两封书信的方式,拉出线索,故事和场景隐藏在人物叙事中,时空交错,初看是凌乱的,只有仔细读完,情节和整个画面才会呈现,让读者自己完成联想和拼接。我尝试让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文本的完整阅读感受。在短篇的叙事方式里,隐形叙事难度最大,稍有偏差,就失去很多味道,甚至说就是写作的失败。全篇一万九千字,在短篇是算是长的,但是有读者告诉我,如果静下心,可以一口气读完,中间没有阻碍,但读完第一遍,记不全场景和时空变化,可以再次梳理一遍,拉出完整的画面。写完此作,我感觉自己又前进了一步。

   把曾经存在的伟大人物和现实中国人的生活、情感联系起来写作,想法看上去挺棒,其实暗藏风险,如果故事构想不自然,不能够出人意料,就会落下笑柄,因为读者都有阅读习惯,喜欢预设情节,写作者必须敲碎他们的预设,给他们另一个虚构的真实,他们想不到的真实,他们才会满意。

   王雪锳:《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出版后,有些人说你拿鲁迅和赫本作秀。

   蒋一谈:《鲁迅的胡子》出版后,遇到不少类似质疑,读者有批评作家的权利。现在也有些读者急于发表个人的直感,没看完作品,或道听途说,网络的便捷也是推手和兴奋剂。鲁迅先生1936年去世,到2010年,已经整整74年了,为什么没有其他写作者将鲁迅形象放置在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呢?或许没兴趣,或许没灵感,或许没有机缘。

   《赫本啊赫本》遇到的质疑更大更多,因为关注赫本的人更多。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财富,任何作者,包括读者,都可以写,都有权利写。不问自身却责问嘲笑他人,说明其狭窄和无知。

   关于写作的发生学研究,其实特别重要,而这项文学研究,在中国几乎是空白,没有教授去讲,年轻的读者对文学真谛的理解,不是在进步,而是倒退,他们已经养成表面快速理解作品的习惯思维。纳博科夫说过: 有什么样的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家。 这句话初读上去有点别扭,但其实说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基因的根本。因为众多读者,众多中国人的文化修养,构成中国的文学基因。中国当代大作家如此之少,跟读者普遍的文学修养粗浅有直接关系,读者不知道如何挑剔和选择,中国作家也许就这样被读者惯坏了。读者的文化课、文学课,一朝一夕就能构建完备?不可能。

   所谓我写作上的作秀,他们想说就说吧,未来我还要写孔子、孙悟空,还要写毛泽东,请他们继续说我作秀吧,再大声点说,我等着听但我不会储存他们的声音。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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